奥本的故事

沈佐锐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退休教授

　　2013年11月4日，美国奥本大学教务长、学术事务副校长Timothy Boosinger带队来我校访问，副校长傅泽田会见了客人，双方签署了“3+2”联合培养项目协议。根据协议，我校优秀的本科生在完成三年本科学习后获准进入奥本大学学习一年并将该校学分转回我校，在符合我校毕业要求后获得我校学士学位。然后，学生将继续在奥本大学学习一年研究生课程，在达到奥本大学硕士毕业要求后获得奥本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

　　《中国农大校报》的这条消息宣布：两校间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了。说起来，我校与奥本大学之间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86年。本文记述我的有关回忆和最近重访奥本大学的情况，是回报两校对我的联合培养，也是表达我与母校结缘半个世纪的新未了情。

一、初识奥本

　　奥本是中国人不很熟悉的地名。我知道它算是比较早的，1985年，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选派青年教师到奥本大学做访问学者，我有幸获得了这个机会。当时国内查不到有关奥本大学的资料，不像现在，任何资料都可以上网或多或少地查到。1986年1月，我第一次踏上美利坚合众国这片土地，先是飞到纽约，自以为是地认为留学人员都要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报到，我就乘火车到了首都华盛顿特区，好不容易摸到中国大使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不必报到，直接去奥本大学就行了。那么，奥本大学在哪里？我这才从大使馆的美国地图上发现奥本是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城市，后来是奥本大学在我的头脑里植入了“大学城”（college town）的概念。在美国发展的历史上，有许多大学造就了这样的星罗棋布的小城市。

　　在大使馆，我给奥本大学负责接收我访问留学的麦克博士打电话，问怎样去奥本大学？他告诉我坐Greyhound，到奥本车站后，他会接我。离开大使馆，我就在华盛顿特区找Greyhound的车站买票，傍晚踏上一辆车身画着大灰狗的长途汽车，提心吊胆地经历了难忘的一夜。后来，我爱上了被中国人称为“大灰狗”的长途汽车，是啊，我就是乘着大灰狗找到奥本的。下了车，一位美国人走上前来，跟我握手。我们互相确认了姓名以后，他说：“不必叫我麦克博士，叫我蒂姆（Tim）就行。”为什么？经他解释，我弄清楚了，原来他的全名叫Timothy P. Mack，Mack是姓氏，Timothy是名字，而Tim是Timothy的简称。我顺势说道：“那你就叫我佐锐吧！”我们之间的距离，一开口就拉近了。我与奥本的初识，就是这样以人与人之间亲切的初识开始的。

　　是的，称呼可以反映人际关系。我入乡随俗，称呼Arthur Appel为Art，他当时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C-Riverside）获得博士学位后，刚刚在奥本大学昆虫学系获得助理教授的职位，现在当上了昆虫学与植物病理学系的主任。在我告别奥本大学准备回国之前，当时的校长James E. Martin接见了我，我也很自然地称他为Jim。后来，我多次到美国各地访问或开会，都以奥本给我的这种亲切感跟美国人打交道。

二、中国老虎

　　蒂姆当时是奥本大学昆虫学系的助理教授，主要从事昆虫生态学和数学生态学研究，跟我的研究方向完全一致。他告诉我，几个月前，他争取到奥本大学引进一个中国学者的项目，希望在中国昆虫学界选一个懂计算机的学者，几个候选人推荐过来后，他选择了我。我的大学本科是在北京农业大学读生物物理专业，“文革”后又回到母校做昆虫学专业的研究生，并在读研期间去比利时Gembloux农学院化学物理系和计算中心留学一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产生了4篇关于菜蚜种群动态研究的论文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硕士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他看中了这样的背景，而我的年龄比他大8岁，显然，他没有把我当学生看，而是真心寄希望于我的，那我就不能让他失望。

　　“绝不能给中国学者丢脸，绝不能给母校北京农业大学丢脸。”这是我在奥本做访问学者期间特别强烈的理念。蒂姆给我的任务是以计算机为手段研究昆虫种群动态。当时，中国的大学很少见到计算机，就是在美国，计算机也都还是低性能的。为了加快研究进度，我觉得蒂姆给我配置的1台计算机不够用，就跟他商量，我在周末除了要用他的计算机之外，还要再用到其他教师的计算机。这样，每到周五下班之后，我就开动4台计算机同时按我设计的BASIC程序进行计算；每到周一早上，我就收获2天3夜连续计算的成果。那年头，计算机的输出的计算过程和计算结果都是打印在长条折叠纸上的。我每个周一早上都能收获4摞打印纸，然后连续5个工作日就是分析这些过程数据和结果数据，并进行程序修改或编写新的程序。高效率的工作使我很快就写出了论文手稿，蒂姆非常高兴。我每出一篇手稿，他都及时送到相应的审稿人那里评阅。评阅人的修改意见是我最好的学习资料，我不仅学到了他们建议的新知识，如bootstrap和geostatistics等当时刚刚出现的方法，而且学到了英文论文的写作技巧。这样，我在十多个月里很快写出5篇英文论文手稿。蒂姆对我的认可是实实在在的，他自1987年1月起 每个月给我增加工资一千美金。

　　有一天，奥本大学体育馆打一场NBA联赛，蒂姆请我观看。赛后，在返回家的路上，他告诉我，奥本大学的足球赛（football game，在美国其实是橄榄球比赛）也很值得一看，“奥本大学足球队的名字是“老虎”（Tiger）。”后来，我在奥本足球场看了一场奥本老虎队的比赛。那天，真是奥本大学的节日，学生们群情激扬，身上、脸上都有奥本大学和老虎队的Logo。球赛结束了，“老虎队加油！老虎队必胜！”的呼喊声仍不绝于耳。我不禁想到，奥本人这样爱老虎，我也希望蒂姆和昆虫学系的同行也能把我看作一只来自中国的老虎，在科研上所向披靡的老虎。昆虫学系的许多师生都知道我是同时使用4台电脑的工作狂。他们安排我做了一次seminar报告，对我取得的工作成果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三、电脑思乡

　　孤身一人在奥本，忙碌的工作之余，我会想家的。思绪沉淀下来，我写出了一首七律，题为《游子自嘲》，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5月8日的副刊。序曰：“别妻女载余，欣归期渐近。繁忙而未忘天伦，孤寂竟更念故土。昼夜交替，情理相兼。科学家，人也。”诗文如下：

　　今生有幸渡重洋，三顿快餐落肚肠。

　　百卷英文双眼过，一身疲惫卧凉床。

　　巫山梦绕仙妃韵，东海情含龙女芳。

　　梦断情通开电脑，安知电脑不思乡？

　　蒂姆很能理解我的思乡情结，他让我每个星期用他的办公室电话跟家里通话。那时还没有互联网（Internet），跟国内的亲友通信，只能邮寄。因此，又勾起我另一段诗情，发表在1987年6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题为《星期一抒怀》。序言：“因航班关系，我总是星期一收到国内来信。每每三五封，封封系我情。有感于此，乃作。”诗文如下：

　　先生，你说你喜欢星期日，在肃穆的教堂里心觐上帝。

　　太太，也许你更喜欢星期六？在绿树成荫的马丁湖畔寻觅情趣。

　　杰妮，你是不是喜欢星期五，在周末晚会中忘却读书苦？

　　而我，我的日子是星期一，我的信箱就像我故乡的窗户。

　　妻子述说着我们的新家：“女儿在她的房间里贴满稚气的画，

　　我给你买了新的书架和写字台，咱们的卧室也要好好布置一下……”

　　歪歪扭扭的是儿子的笔划，一次有一次地叫着爸爸：

　　“我明天就不淘气了，我保证用功，听妈妈话。”

　　分明地，我看到了在北京、在郑州的风情。

　　真切地，我闻到了自朝阳、自汕头的气息。

　　七天组成一个星期，只有星期一是我的。

　　星期日的教堂庄重而又神秘，

　　星期六的公园热闹而又孤寂，

　　星期五的女郎美丽而又陌生，

　　星期一的信箱简陋而又富裕！

四、为了母校

　　在发表这些诗作之前，我曾问过蒂姆，凭我的成绩，我有没有可能去拿博士学位？他说，没有问题，一般来说，能在高水平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就可是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如果能发表更多论文，就可以认为是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我读硕士时的导师管致和教授。不久后，他给我来信，让我回国，说我可以在农大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我决定1987年7月回国，就跟蒂姆商量，把我1987年下半年他给我的每月一千美元的工资贡献出来，我说：“我出六千美元，你再拿出六千美元，咱们共同组建一个友谊基金，这样就可以从北京农业大学再引进一个人才到奥本来如何？”他同意了，说：“Friendship is great!” 这样，我校又一位青年教师到奥本学习，在蒂姆名下做博士学位论文，从事化学生态学研究。

　　在回国之前，我还想为母校做些贡献。于是，我和蒂姆分别跟各自的校方领导联系，最终达成协议，从昆虫学系和植病系起步正式建立和发展两校之间的合作关系。为此，时任校长的马丁博士（Dr. James E. Martin）接见了我，还送我一件礼物，是奥本大学1987年的纪念影集《Gamerata 1987》，精美的铜版纸，厚厚的512页，是我带回国的份量最重的一本书。我知道，这是奥本大学给我的沉甸甸的友谊。这本影集的首页有马丁校长的亲笔题词和签名，他说道：“我们因为有你在奥本大学而快乐，希望尽快回来。”

　　1989年4月，马丁校长签发了授予我“访问学者特别贡献奖”的奖状。同年5月，我校邀请蒂姆来华访问。期间，石元春校长接见了他，并向他颁发了我校的“名誉教授”的聘书。后来在我担任植保系主任期间，我还推荐了植物病理学专业的一位青年教师到奥本学习。从此，两校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

五、重返奥本

　　2013年11月，我利用执行国家科技项目的机会顺访奥本大学。一别26年，重返奥本，真是感慨万千。

　　从11月22日到26日，我在奥本大学的5天都住在钟敏家里。她曾是我的硕士生，2004年毕业后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硕士毕业的丈夫相雨一起来到奥本大学。她2009年在生物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做了两年博士后，回到奥本大学任教，现在教本科生两个200多人的大班生物学课。相雨在大学附近的Aflac公司任精算师，那是全球最大的辅助医疗保险公司。他们有一对金童玉女般可爱的孩子，还在奥本大学附近的林荫社区里买了一块宅基地，建起了宽敞的别墅，开着各自的汽车，生活安定幸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进步很快，反映在留学生身上，就是他们能很快融入美国社会。与其说，我们那个时代的出国留学人员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倒不如说，现在年轻一代的留学生更懂得怎样表现出中国人在国际大家庭中应有的自信和尊严。我培养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近百名，他们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让我自豪，我可以如数家珍地述说他们每个人的故事。我自1983年从比利时留学回国，1987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尽管也曾遇到许多不尽人意的事情，但至今30年整而不悔，就是因为有这样好的学生群体给了我巨大的成就感。

　　11月23日，钟敏和相雨在家里搞了一个小聚会，召集了几位在奥本大学工作的我校校友和友好人士。其中，发德（Fudd Graham）带他的太太也来了。27年前，奥本昆虫学系的研究生很活跃，以他们为主体的阿兰特昆虫学俱乐部（F.S. Arant Entomology Club）有个刊物《鸣虫》（Stridulator），专门登载师生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有感而发的散文，我曾积极为它撰稿。我和发德等编辑同学以笔会友，结下了深厚德友谊。现在，他已经是奥本大学研究入侵性害虫红火蚁的专家。这次重逢，他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惊喜，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邮包，里面放着我1987年回国后邮寄给他的亲笔信以及我的全家福照片，背景就是《星期一抒怀》中说的我当年的新家。巴掌大的小邮包是我亲手用棉布缝制的，上面用圆珠笔写了邮件接收人和地址。看到发德精心地保存着这件“文物”，我和在场的中国朋友都特别感动，不由地想起了蒂姆的话：Friendship is great.

　　我当年结识的绝大多数教授都已经退休，绝大多数研究生都各奔东西。蒂姆也早就离开了奥本。当年，他常常邀我去家里做客，他的太太林达（Linda）和5个孩子，还有那只大黑狗，都对我十分亲热。1986年下半年的一天，蒂姆高兴地告诉我，他由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了，一家人把我带到饭店庆祝了一番。蒂姆多次带我出差，或参加学术会议，或拜访合作的公司。有一次他带我去佛罗里达州一个朋友家，吃过晚饭，主人安排我俩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俩聊了几句，互道晚安睡去，早上醒来，相向而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没睡好！”是啊，在中国，我们同事出差也不会同睡一张床吧？美国人多实在呀！更使我难忘的是，我告别奥本时，蒂姆和他的太太林达送行，我们相拥而泣，林达说：“我们跟你相处，没有任何隔阂，我们会想你的。”那种感情堪比兄弟姊妹。几年后，蒂姆通过邮件告诉我，他升到了教授。再后来，他转校到佛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任信息技术与远程教育学院副院长。我200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度学术休假期间，应美国农业部邀请去做学术报告，顺路探望了蒂姆，他领我参观了该校的虚拟技术实验室，设备之昂贵，技术之先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我和蒂姆还保持着联系。

　　按照钟敏的安排，重游奥本大学校园是我11月24日活动的重头戏。那天恰值感恩节前夕，绝大多数学生都放假回家了。校园静如油画，在明媚的阳光下，树木花草多姿多彩，一眼望去，这个大学城的环境景观完全变了，除了校长办公楼、研究生管理楼、数学物理楼、昆虫学系所在的Funchess Hall、篮球赛体育馆等几个老建筑依然如故，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建筑，如足球馆、新图书馆、生物学楼等等。小城扩大了，街道也增加了，许多街道还加宽了。2009年，奥本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列 入“十佳宜居城市 (Best Places to live)” 。并且奥本大学还被连续多年列为美国最美校园的前20名。 更可喜的是2011年，奥本的老虎队在大学橄榄球联赛中获得全国冠军。钟敏描述了当时举校欢腾的景象。我听说，这使得奥本大学名声大振，报考奥本大学的考生数量成倍增加。无疑，美国大学重视体育特别是三大球（橄榄球、篮球和垒球），这是跟学校的声誉和发展有密切关系的。

　　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好事，就是奥本大学今天已经有500多个在读的中国学生，以及50多个受聘的中国教师。是的，有些中国教师已经入了美国籍，但是，他们的骨子里还是中国人的坚韧，他们的血液里还是中国人的热情，他们的思想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割不断的，他们的情感是与中国的亲戚朋友分不开的。奥本大学的教授刘南南和张力都是我校校友，这对夫妇在我到达奥本的当晚就请我吃饭。在他们各自的实验室里从来没有断过来自中国特别是母校的学生。

　　11月25日上午，我和钟敏去了农学院副院长刘占江教授的办公室。我曾于11月5日在中国农业大学校园里举办的奥本大学校友会晚宴上见过他。当时他是奥本大学教务长、学术事务副校长布辛格（Timothy Boosinger）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刘占江教授1981年毕业于中国西北农业大学，1986年和1989年先后在美国明尼苏达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来到奥本大学任教。他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学生，他也是钟敏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委员。在我到达奥本大学的第二天，就传来一个好消息：刘占江教授新晋为奥本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兼副教务长（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and Associate Provost）。我有幸作为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第一个当面向他表示祝贺。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和钟敏，并向我们介绍了奥本大学与中国农业大学之间签署的两校“3+2”联合培养协议以及有关两校未来合作的一些想法。

　　告别刘校长后，我们访问了吉利斯派博士（Dr. Andrew R. Gillespie），他是奥本大学的助理教务长兼国际合作项目办公室主任。我们回顾了中国农业大学与奥本大学合作27年来的发展，憧憬着两校之间未来会有更多的合作。临别前，我把自己的《电脑思乡》书法作品赠送给了国际合作项目办公室。

　　当天下午，在赵东烨教授（Prof. Dongye Zhao）的安排下，我们应工学院的邀请，参观了该院的机械工程系、电子工程系和生物系统工程系。看到完备的教学设施，我们不禁想到，未来可以在远程教学上开展合作。更使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先进的研究设备、密切的校企合作模式和创新的学生研究实践。他们非常希望跟我校农业机械工程、电信工程、精准农业等领域开展合作研究与人才培养。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农业大学和奥本大学的合作已经形成互惠共赢的局面。我们期望，这种合作将对两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